中國不光是中國人的中國，也是全世界的中國。

這是學者張笑宇繼《技術與文明》《商貿與文明》《產業與文明》之后，在新書《世界之中》中提出的觀點。“塑造我們中國成為中國的，有很多來自世界的力量，有北方游牧民族，有中亞波斯印度，有南洋大航海冒險，也有西方的政治理論，沒有這些力量的塑造，就沒有我們熟悉的秦漢唐宋元明清。”

張笑宇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選取若干歷史片段，從外部世界重看中國古代歷史。秦始皇可能從希臘化社會崇拜亞歷山大大帝的儀式中受到啟發，進而建立起自己的神話，大一統的政治理念才得到塑造。匈奴與漢，并非一味敵對的文明，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了彼此命運。從鄭成功家族幾代人對抗清兵南下，到辛亥革命前同盟會的經費一半來自南洋華人捐贈，背后是一部400年來南方華人政治進步史……

“《世界之中》聊的是關于中國為什么成為中國的歷史，但我想聊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成了你自己，而是在這個過程中，別人怎么幫你成了你自己。用學術術語來說，就是域外的世界力量是怎么塑造中國成為我們今天熟悉的這個中國。”張笑宇的敘述從消亡了近4000年的陶寺遺址開始。

陶寺文明到中晚期，宮城城墻及城內夯土基址、外郭城城墻、觀象臺等都被徹底平毀。考古學家推測，可能是來自草原上的石峁人大舉入侵，陶寺文化就此中斷。

石峁文化又受到來自西方和北方的顏那亞人影響。5000年前，顏那亞人活躍在烏克蘭北部草原地帶，是最早的馬匹馴化者之一，在他們活躍的草原，還出土了人類目前最古老的車輪。這些馬上民族的畜牧能力也很發達，可以有更優質的生活水平。美國還有歷史學家發現，其個體平均攝入蛋白質等營養物質的水平比農耕民族要高很多。

但是，在古代很多歷史敘述里，馬上民族被認為“落后”“野蠻”，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戰爭也成為“文明與野蠻之爭”。“難道我們判定文明的標準只能以農耕為基準，卻不能以游牧為基準？”張笑宇說，就算被征服集團在天文、農業、數學、藝術乃至文學方面都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也不能彌補他們在軍事上的落后。

張笑宇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延續至今，恰恰是在后來的殘酷現實中，吸收了世界的更多因素，并把這些因素融入自己的歷史傳統中。通過《世界之中》一書，張笑宇想要提醒人們，“古代的我們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與眾不同，隔離于世界”。

秦制與十二金人

第一財經：你是學政治思想史的，看歷史是不是跟傳統歷史學者有不一樣的角度？

張笑宇：肯定是，比如我書里寫的秦制。它是古代一種高度集權、專制，以編戶齊民為基本特點來完成對百姓及時動員的一種政治制度，在中國古代王朝時期反復出現。尤其在明朝朱元璋時代，強制把民眾分為軍戶、匠戶、民戶等，不允許隨便轉換職業和匠籍，要世代繼承。為了防止民眾脫籍，朱元璋規定老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要有官方的介紹信，否則等同于逃犯。

秦制在我們研究政治學的人看來，是古代中國的一個巨大的歷史包袱，自然要回答這個制度到底是怎么來的。當然也有很多回答，比如文化說等。但是我本人非常不喜歡文化說，認為把文化作為主因，都是找不到真正原因的借口和托辭。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生存策略的沉淀，能帶來成功才變成所謂的文化，被世代傳承下來。

所以在秦制這個問題上，我一直比較堅持一個觀點：如果一個制度長期存在，一定有它的合理性。我是在關心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的直接軍事沖突時，才找到問題的答案。秦制產生的本質是因為草原文明帶來軍事上的焦慮和壓迫，必須用這種方式應對。幾乎所有被蒙古入侵過的地區，都會出現類似秦制的現象，也就是當地的政治結構和政治生態會向高度軍事化、中央集權的模式轉變。秦制不是特殊的因果關系，而是普遍的關系，不是只有中國文化才有，俄羅斯當地文化更是直接被改變了。蒙古入侵之前的諾夫哥羅德公國，是一個類似漢薩同盟的商貿共和國，但是后來的莫斯科公國幾乎是蒙古式的統治了。

第一財經：所以你才一直對《史記》里記載的秦始皇鑄造的十二個金人十分感興趣，進而認為秦始皇從亞歷山大大帝的統治中受到一些啟發，為了維護統治，也把自己神格化了？

張笑宇：秦陵考古發現，很多文物有地中海風格。我的解釋是，這種風格是從希臘化的巴克特利亞王國傳來，我還找到了其他的證據。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鑄造了十二個青銅金人，在此之前，古代中國沒有鑄造金人作為王權象征的傳統，考古中除了三星堆以外，中國本土古文明也沒有大規模鑄造青銅巨像的傳統。《漢書》中說，這十二個青銅金人穿“夷狄服”，出現在臨洮，這是秦朝能控制的疆域的最西端，臨洮再往西，就進入草原地帶。

過去史學家就有種說法是“秦制西來”，不過他們認為模仿的對象是波斯。我的觀點是，如果這種聯系在歷史上的確存在，那么補足秦與波斯之間空白地帶的關鍵一環，就是《史記》上記載的大夏，也就是中亞希臘化國家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殘余。

中亞為什么會出現希臘化國家呢？因為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征波斯取得最初的勝利后，將很多人流放到巴克特里亞和粟特地區。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腓力二世開創了以青銅鑄造奧林匹斯十二主神像，并將自己的統治神圣化的傳統，亞歷山大大帝也繼承了這套傳統。

公元3世紀中葉，巴克特里亞行省總督自立為王，成立后來被稱為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國家，從很多考古文物已經證實，這個王國可能促進了新疆-甘肅部分地區——當時屬于匈奴——某些城邦和部落的希臘化，而這些希臘化國家可能通過臨洮對秦朝產生影響。

我根據考古發現等，認為秦始皇和希臘化國家之間還通過胡亥有實際接觸。史料中胡亥的母親是胡姬，通過史料中對他興趣愛好的記載，我認為胡姬有可能來自希臘化地區。這部書的寫作有時就像破案一樣，有些問題沒有直接證據，只能根據出土文物和記載做猜測和想象。

這些學術討論背后，我有一種觀點，如果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政治實體缺乏非中原地區、非漢人地區乃至非華夏地區人員、思想、資源等的參與，那么它或許不會獨立成為一個如此舉足輕重的古老文明。

不能不擁抱世界主義

第一財經：從你寫的《世界之中》看，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陸地還是海洋，都和外部世界有廣泛連接，某些朝代連接還特別緊密，甚至影響中國歷史。但是為什么古代中國社會封閉的觀點會流傳得那么廣泛呢？

張笑宇：主要是過去100多年來所謂救亡圖存的啟蒙運動敘事創造出來的。因為晚清遭遇了特別大的危機，大量知識分子痛心疾首，他們認為，中國的疲弱是由于中華文明是一種劣等文明，沒有擁抱開放、西方、海洋等。梁啟超當時就出來說，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有人說日本有勇武且高貴的武士道精神，他就寫《中國之武士道》，有人說西方有大航海家亨利·哈德遜、哥倫布，達·伽馬等，他就寫《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他還有一篇文章《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在梁啟超生活的那個時代，“殖民”是一個褒義詞，用今天的歷史觀來說，其實他寫的“殖民”偉人是“出海”偉人，是明清六百年間下南洋后，在南洋發家致富乃至建立政權的華人。

晚清時知識分子認為中國落后的說法，在改革開放之后又重新出現了，因為當時中國沒有解決富強和現代化，學者回到100多年前那套說法也很自然。現在中國至少從技術和經濟來說，高度擁抱了現代化、全球化，因此也對古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更加釋然，可以全面地來看待。

第一財經：你之前還寫過《技術與文明》，現在新技術出現得更頻繁了，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工具在飛速發展，美國、中國等不少國家都出現了文科縮招甚至裁減文科的聲音與做法，你怎么看這一輪文科是否有用的爭論？

張笑宇：傳統的文科，本質是精英話語權的自我再生產。就拿哲學來說，大家都在研究黑格爾，全世界真正研究做得好的就那么十來個人，這些人出去講課，大部分人是完全聽不懂的。哲學存在是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掌握權力和金錢的精英們欣賞，哲學也有非常古老的研究傳統，有人愿意為研究提供資助，約翰·洛克、托馬斯·霍布斯的研究都是這樣完成的。

今天社會結構完全變了，大部分文科院校的教學還是以前的東西，也就是說，大學傳承了過去知識精英再生產的體系，但很多大學沒教學生職業上該有的東西。這樣的教育，我認為早該淘汰了，只是最近各個國家都在降本增效，這方面的討論才多了。

就拿我們政治思想史來說，政治思想史的最高學府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漢娜·阿倫特、馬克·里拉等許多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都在這里學習和工作過，要拿到博士學位也非常難。曾經有一個美國學生拿到學位后，去華盛頓找了個智庫上班，干了段時間回去開了家摩托車維修店，然后寫了一本書。當時那個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所以，文科到了一定要調整的時候。當然現在有一個新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時代不光本科，所有的學校都要做調整。現在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基本上學校能教的全都能被AI替代，AI不能替代的東西學校又教不了，所以我覺得整個教育體系都要面臨巨大改革。

第一財經：二戰后建立起來的國際政治秩序如今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不少地方的地緣沖突危機在持續甚至加劇，極右翼思潮也在全球不斷涌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看你書中寫的中國跟世界發生密切關聯的歷史，你覺得對今天的啟發是什么？

張笑宇：中國作為“世界工廠”，需要的很多能源和原材料，都需要大量進口，外貿也是我們經濟里的“三駕馬車”之一，所以中國不可以閉關鎖國，中國人也不能不擁抱世界主義。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這個角度來講，在今天這樣一個去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去擁抱世界主義就是最大的導向。美國撤出全球化后，對中國是巨大的挑戰，也是巨大的機遇，要是擁抱好世界，中國有機會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負責人。當然，在擁抱世界主義的時候，我們應該有民族自豪，民族自豪也在于歷史上中國確實很成功地擁抱了世界主義。中國古代歷史就是世界主義的歷史，我希望通過寫作，可以讓人重新理解過去和現在的關系。

《世界之中》

張笑宇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 2025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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