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2013年開始實行車輛尾號的限行措施。之后，全國不少城市跟進，采取了跟北京一樣的限號舉措。
剛剛過去的國慶假期，從北京回老家探親的張寧（化名）夫妻在一座小縣城里遭遇限號而被罰款扣分，這引發了記者對中小城市進行限行限號這一基層治理方式的思考，并邀請委員專家對此現象進行剖析。
回趟家因縣城限號被罰款且扣3分
因雙方老人均年事已高，再加上這兩年疫情影響很少回家，張寧夫妻倆就趁著國慶節請了幾天年假，在老家多待了幾天。10月13日他們自駕返京。
回京第二天，張寧收到一條短信，一看是“您的車輛在某交叉路口0米，被交通技術監控設備記錄了‘違反禁令標志指示’的違法行為（記3分）”的消息赫然進入眼簾。他很是奇怪，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自己違什么法了，截屏發給家人后才得知，13日是周三，縣里對尾號3和8限行，他的尾號是8，是違反限行規定了。“限號！”他吃驚得張大了嘴巴，一個小縣城什么時候擁堵到跟北京一樣需要限號的程度，她竟全然不知。況且，北京限號也只是罰款，不扣分啊。家人這才說，老家限號已近3年了，工作日從8時到19時，實行尾號限行。
“不可能，不可能”，他依然不相信。張寧老家的概況大致是這樣的：總面積500多平方公里，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全縣常住人口為27萬多人，常住城鎮人口為16萬多人。全縣人口密度為448人/平方公里。家人還告訴他，該縣限號是因為上級市H市統一實行了限號政策，H市是從其他市分出來的，也是全省面積最小的地級市，共管轄3個區、2個縣。
在網上沒有搜到張寧老家的縣及H市2020年的汽車保有量，能查到的是2020年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達3.72億輛，其中汽車2.81億輛，也就是說，如果按14億人口計算，全國每5個人擁有一輛汽車！汽車保有量最多的是北京，603.2萬輛。即便按全國平均數來算，張寧老家全縣車輛最多也就6萬輛。用得著限號嗎？
當地的經濟情況是這樣，2020年H市GDP為900多億元，張寧老家所在縣的GDP是200多億元，大概粗算下全縣人均GDP是8000元。再看北京，2020年GDP總量為3.6萬億元，人均GDP是16.49萬元。
張寧回憶說，當天縣城里車輛并不多，絲毫沒有擁堵狀況。張寧同學蔣玲蔚（化名）在縣城住了多年，她說縣城并不擁堵，聽說是為了環保達標才要對車輛限號。
蔣玲蔚說，縣城不僅限號，還在某條有所小學的路段采取全天四個時段限行的舉措。7時40分至8時，10時30分至12時，13時40分至14時，15時50分至17時50分對所有車輛限行，這是夏季限行時間，冬季限行時間又有變化。至于是不是因為這里有所小學，蔣玲蔚說，或許是，但這并不是縣里最好的小學，其他路段均沒有限行，只有這條路。至于為什么，她也不得而知。
蔣玲蔚家開了間電動自行車門店，她說，原本想在這條街道上再開一家，考慮道路限行影響生意，就放棄了。
全國各地的限行限號舉措不統一
全國到底哪些城市限號？網上也沒有詳細匯總，記者初步了解一下，河北省全省、天津市因京津冀一體化，實行了與北京一樣的且車號尾數也同步的限號政策。距離北京較近的山東省下轄城市沒有限號，濟南市曾于2020年12月9日發布了關于城市快速路、經十路、旅游路交通高峰期限制部分車輛通行的通告，外地號牌，即非魯A、魯S的機動車在工作日7時至9時、17時至19時限行。不少城市采取了跟濟南相似的限行政策。如深圳市，在工作日的高峰時段7時至9時，17時30分至19時30分，禁止外地車輛駛入，本地車輛不限。上海市不限號，限行政策也是針對外地牌照，限制進入幾座高架橋；安徽省、遼寧省沒有實施限號舉措。四川省除成都實施長期限號出行政策外，其他城市多是針對強污染天氣等特殊原因實行短期的限號舉措。廣州市、福州市、廈門、泉州市都沒有限號，廈門只有召開大型會議如貿易洽談會時才會限。
“外地中小城市限號且尾號跟北京不統一真的是挺麻煩的，旅游本來挺開心的，可回來后收到幾張罰單就有點掃興了。小城市限號真的讓人太難以理解了。以后再出去，還得先從網上查查，當地城市是否限號，限什么號。”老黃夫妻兩人退休后喜歡全國各地自駕旅游，領了幾次罰單后，他們說再出門就得小心了！
政府在作出涉及民生等問題的重大決策前有必要舉行聽證會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正國表示，目前大部分城市出臺限行限號政策的依據為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大氣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根據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體情況，可以對機動車、非機動車、行人采取疏導、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眾性活動、大范圍施工等情況，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與公眾的道路交通活動直接有關的決定，應當提前向社會公告”。大氣污染防治法96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依據重污染天氣的預警等級，及時啟動應急預案……縣級以上政府在特殊情況下啟動應急預案的權力，符合法定情形下，可以采取限制部分機動車行駛措施。”據此，李正國說，各地方政府可依據上述法律法規的立法精神制定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限行政策。
但是，對于一地政府來說，實施限號政策絕非腦袋一熱就可以推行的，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交通情況，政府必須結合本地的機動車數量、道路建設情況、交通運行情況包括環境污染情況綜合考量，論證是否有限行限號的必要、實施限號是否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李正國表示。
目前從法律上來說，舉行聽證并非實施限號的必要條件，政府為作出重大決策而組織的聽證，不同于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或行政處罰時利害關系人所要求的聽證。目前政府出臺政策前是否必須舉行聽證會，在國家法律規定上尚未明確規定。但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主體公權力的濫用，在公權利與私權利之間找到了一個最佳平衡點，李正國建議，政府在作出涉及民生等問題的重大決策前要舉行聽證會，使出臺的政策更加成熟。
“國家層面并沒有對限行或限號出臺法律規定，但各中小城市采取限號限行政策，如果涉及時間長、對群眾影響較大、影響范圍較廣，就確有舉行聽證會的必要，或采取其他比較嚴格的正當程序，如網上征求民意等方式之后，再行決策。由于限行或限號通常都是基于維護城市的公共利益而做出的，所以一般都具有正當性或合法性，但政府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依據各地情況，‘限號’‘限行’之前廣泛公示和征求民意。否則會有侵犯公民財產權之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華彬表示。
可因地制宜地匹配交通設施供給與管理政策
“當前國內城市采取的車輛限號方式存在較大的弊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交通發展研究院院長郭繼孚毫不客氣地說，隨著機動車保有總量以及新能源車的增加（新能源車不限行），限號的效果持續弱化。而且，由于我國不同城市發展階段、城市規模、人口密度不同，應從不同區域交通需求和可能提供的交通資源實際狀況出發，因地制宜地匹配交通設施供給與管理政策。
“中小城市不要動不動就限號限行，要在交通管理、道路建設、城市建設上改進，在行人的交通安全素質上入手，這才是根本。”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周世虹說，國家一直提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基層治理要因地因時而異，一味簡單模仿不是基層治理的上策。
李正國稱，政府若是僅僅為了限行而限行，毫無疑問是花了更大的社會代價而收獲很少的實際收益。如果是為了緩解交通，與其單純地限制私家車出行，不如先加強道路建設，打造完善的公共交通網絡；如果是為了減少環境污染，可引進高科技產業，推動電動汽車、新能源汽車發展。
政府政策及行政措施的調整涉及很多人利益，即使這種調整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但在作出決策前或政策調整時應該有充分的公開、公示的過程。此外，民眾的認可度也是必要的。
李正國還建議大力發展公共交通。此外，還可以利用互聯網創新出臺一些便利出行舉措，李正國以成都為例，成都市創新實施送學車輛的預約出行措施。學生家長通過微信線上完成“接送學生車輛預約出行”的申報流程，申報成功后的接送學生車輛，在車輛尾號限行日上下午的接、送學時段，學生家長可以根據實際需求，自行選擇通行時段，在預約的通行時段內接送學生不受尾號限行。此類措施非常具有代表性，建議出臺更多的在限行政策下的利民便民政策。
來源：《人民政協報》（2021年11月1日5版）
記者：徐艷紅
版面編輯：徐艷紅
新媒體編輯：魏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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