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香港作為中國兩大國際金融中心，肩負著引領中國金融開放與創新的重要使命。滬港協同并非簡單的“1 1”疊加，而是構建中國參與全球金融發展和治理的“雙引擎”。通過制度型開放聯動，既服務國家戰略安全，也為全球市場提供“中國方案”。我們認為，上海和香港依托各自的特色和優勢，統籌發展與安全、“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構建“在岸 離岸”雙輪驅動格局，強化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全球資源配置功能，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我國金融全球化具有重要意義。
全球金融版圖中的兩顆“明珠”
上海已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日益提升，擁有涵蓋股票、債券、外匯、期貨、保險、黃金、票據、碳市場等全品類金融市場，并集聚了諸多外資金融機構及其財富管理中心。2024年，上海金融市場成交額達3650.3萬億元，同比增長8.2%。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和成交額分別位列全球第三和第五；上交所和銀行間債券市場規模位居全球第二；原油期貨規模位居全球第三。上海國際再保險登記交易中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海區域中心成立，各類持牌金融機構達1782家。作為全球人民幣資產配置的核心樞紐，上海跨境收支中人民幣占比達70%，跨境人民幣結算量占全國近50%。
香港金融市場高度國際化，外資銀行數量眾多，資金自由流動，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樞紐。截至2024年底，香港人民幣存款總額（包括存款證）約1.1萬億元，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和金融活動提供流動性支持。香港的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系統亦持續增長，2024年日均交易額達30975億元，同比增長50%，市場深度持續提升，處理了全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額，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離岸人民幣外匯市場及場外利率衍生工具市場。
滬港金融中心協同發展具備較好基礎。香港一直是上海外來投資最大來源地、最大服務貿易伙伴。同時，中資機構的在港資管機構和從業人員眾多，管理資產規模逐年上升，在香港資管市場中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目前，滬港兩地在金融領域已形成良性互動。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除上海CIPS與香港RTGS系統直連，處理跨境人民幣支付以外，兩地還建立了“滬港通”、“債券通”、互換通和ETF通等，投資交易產品涵蓋股票、債券、利率等。近年來，滬港兩地的交流合作更為深入，例如，在“一帶一路”項目風險管理、綠色金融產品研發、服務、創新和監管等方面有效合作，兩地金融主管部門、金融監管部門、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互動也日益密切。
滬港通過發揮各自優勢、“強強聯合”可釋放更大潛力。上海依托強大的要素基礎、資源配置能力和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是我國在岸金融市場的“門戶”，在吸收和利用外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方面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則以其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充當著我國與世界聯結的“超級聯系人”，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成為連接內地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紐帶，也是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滬港金融中心協同發展亦有助于應對雙城在自身發展中面臨的挑戰。對香港來說，滬港合作有助于應對國際政治環境變化的挑戰和全球日益激烈的科技創新競爭。對上海而言，滬港合作則為進一步完善與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離岸金融體系、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提供了契機，也有助于增加外資金融機構在上海金融市場中的參與度。
“在岸深度”與“離岸廣度”相得益彰
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全球價值鏈重構、技術進步、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等，對我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和全球治理、對金融支持企業“走出去”提出更高要求。截至2024年末，人民幣已躍升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和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國際化水平穩步提升。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加強貨幣互換和人民幣清算行作用，提升跨境支付、計價和投融資功能，促進貿易投融資便利化等，是央行今年年初提出的重點工作。“在岸 離岸”雙輪驅動越來越成為推動我國金融綜合實力邁上新臺階的必然選擇。因此，滬港金融中心共同構成了我國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重要力量，兩者協同發展對我國金融全球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促進在岸、離岸人民幣資產定價機制進一步完善，提高在岸金融市場定價效率，增強在岸市場對離岸市場定價的傳導。上海作為人民幣在岸市場的中心，擁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和深厚的金融資源，其在人民幣資產定價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滬港深度聯動有助于形成更為合理、透明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為更好地管理人民幣在國內、國際市場的“雙循環”奠定基礎。
二是加強滬港監管交流與合作，探索與國際市場更具兼容性的制度創新，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姿態融入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上海與香港作為金融開放的前沿陣地，通過滬港合作，可以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創新與監管模式。尤其是在跨境金融監管、金融科技應用、綠色金融發展等方面，為我國金融全球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是在更大程度上提升人民幣在岸、離岸市場的深度與廣度。兩地市場的聯動將促進更多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滿足投資者多樣化的需求，提升市場的流動性與活躍度。兩地市場的融合也將吸引更多國際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參與，擴大人民幣的國際使用范圍，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加速我國金融發展的國際化進程。
從“物理連接”邁向“化學融合”
滬港合作將不止于“物理連接”，而是有望在制度創新中實現“化學融合”。建立人民幣“雙循環”調控模式，并探索滬港金融安全聯防聯控機制，書寫兩個金融中心協同發展的新篇章。尤其是在美元信用周期性波動背景下，通過滬港協同構建“雙循環”貨幣樞紐，將在更高水平上共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升我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從歷史經驗看，倫敦與紐約作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一對“雙子星”，在一定程度上為滬港金融中心聯動提供了參考。20世紀50年代起，隨著歐洲美元市場逐步形成，美國銀行大規模進駐倫敦，逐步構建起“紐約資本輸出—倫敦離岸循環”的美元環流體系。英美監管體系在風險容忍度方面形成差異，并帶來市場功能差異化——倫敦專注離岸美元流動性創造，紐約主導權益類資產定價，二者通過LIBOR-SOFR利率傳導機制實現跨市場風險對沖。通過共建全球監管框架與監管合作，以及共性融合與優勢互補的雙向賦能機制，倫敦與紐約作為全球頂級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持續鞏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英美共同參與全球監管框架的制定，并協調跨境銀行風險處置機制，減少了兩地市場的風險傳導。雙方央行由此建立了常態化的溝通機制，定期交流流動性管理策略和壓力測試結果。而兩地的金融監管機構在股市、債市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等方面密切合作，加強了跨境金融交易的安全性和合規性。在優勢互補方面，紐約憑借其龐大且高流動性的國內市場、頂尖金融工程人才儲備及風險資本集聚優勢，持續引領金融產品創新；美資銀行駐倫敦分支機構將量化交易模型、結構化產品設計等創新進行本土化改良，繼而通過歐洲貨幣市場網絡輻射全球，形成“紐約創新—倫敦轉化”的分工模式。以全球外匯市場為例，倫敦長期占據全球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額40%以上的份額，其開放型市場架構與多元參與主體形成的網絡效應，成為技術擴散的樞紐與核心載體。
依托“先行先試”經驗基礎，上海有望在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聯動發展中，釋放更多制度紅利，取得更多制度創新成果。通過“規則互認—數據共享—風險共防”的立體化協作，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數據要素資源和強大的數字化能力，賦能離岸金融市場創新發展和宏觀審慎管理。建議在上海自貿區開展離岸金融試點，在滬港聯動中探索人民幣“外循環”的管理模式。FT賬戶的“沙盒”屬性、本外幣一體化的自由兌換，使之具備試點和創新離岸金融業務的基礎。未來，隨著人民幣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不斷拓展，可進一步豐富我國貨幣政策工具箱。同時，加強滬港在金融安全方面的監管合作、降低風險，充分評估滬港兩地在金融政策、稅收、監管等方面差異，構建“規則兼容型”監管框架。這不僅能夠提升市場的流動性，還能有效加強市場的穩定性，提高風險防控能力。
總而言之，滬港兩地應通過雙向賦能，努力構建全球領先的金融合作生態，實現更高水平的制度創新。在優化政策銜接的同時，降低金融機構合規成本。未來，我國應更注重境內和離岸兩個市場的協調性，在波詭云譎的世界變局中，共同書寫金融強國的東方篇章。
（盛松成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高級學術顧問；龍玉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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